诗学不忌变形，因为要把千头万绪的人间情境转化为只能作线性叙述的艺术语言，难免要做一些剪裁、伸缩或走样的处理。如果不做过分挑剔，也可以说，艺术就是对人间现实的有意味的走样。走样到了极致，也就是变形。
奥地利的小说家卡夫卡写过一篇《变形记》，说一个推销员早晨醒来，发现自己变成硕大的甲虫。于是历尽尴尬，不能到公司办事，无法维持家庭开销，乃父乃母也为他出丑丢人，直到他在孤独中死去，全家才感到精神上的轻松。这篇作品的灵感，大概是受古罗马阿普列尤斯的长篇小说《变形记》触发的。因为那部古书讲一个商人误用魔药，变身为驴，被强盗劫走后，又辗转到田庄，以及随云游僧人流浪，窥尽人间百态，最后吃了蔷薇花才恢复人形。卡夫卡借用这种变形手段，大概是为了倒转过来看人生，隐喻西方物质文明压迫下人的异化吧。对此感同身受的英国诗人奥登认为，卡夫卡的困惑也是“现代人的困惑”，“他与我们时代的关系，最近似但丁、莎士比亚、歌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”。
卡夫卡没有读过中国古籍，不晓这片古老的东方土地的奥秘。其实，变形艺术在中国古代，是不乏其例的。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，是唐朝李复言《续幽怪录》中的《薛伟》，又名《鱼服记》。薛伟是青城县主簿，一个不及七品的芝麻官。由于生病发烧，灵魂出窍，到郊外深潭游泳图凉快，河伯使他如愿地变成东潭赤鲤。《庄子》有一个典故，名曰“濠梁观鱼”，说庄周老先生看到鱼儿戏水，赞美“鱼之乐”，他的朋友问他：“子非鱼，安知鱼之乐？”庄周反问：“子非我，安知我不知鱼之乐？”这番谈吐，洋溢着自然情趣，以及后来的禅门公案式的机锋。《鱼服记》大概受过这个典故的启发，在庄周非鱼之处，使薛伟变成了鱼，借灵魂的幻化变形，写鱼儿的乐尽生悲，渗透着一种苦涩的幽默感。
薛伟化鱼后，可谓悠哉悠哉矣，“波上潭底，莫不从容；三江五湖，腾跃将遍”。然而，自由毕竟也有个限度，他受不了饥肠辘辘的折磨。渔夫垂钓，心知这是圈套，却逃避不开香饵的诱惑，吞钩之前还自我安慰：“我是官人，戏而鱼服，赵（渔夫）岂杀我？固当送我归县耳。”被钓起穿腮，又被县里衙役提走时，还训斥这个衙役：“我是汝县主簿，化形为鱼游江，何得不拜我？”见县府同僚催促着快把鱼送厨房，切成肉片时，他又高呼：“我是公同官，而今见擒，竟不相舍，促杀之，仁乎哉！”当然，鱼说话，人是听不懂的，他终不免刀落头断的结局。鱼头一落，病入昏迷的薛伟也就返过魂来了。
这实在是唐人传奇中充满神思妙想的一绝。它剥除了七品芝麻官身上的官服，还他赤条条的一身鱼鳞，在人鱼相对中，借鱼的玄幻的眼睛看人生，看官场。教条主义的论艺模式，是不习惯于这种“鱼眼观人”的，它们往往称这是“封建迷信”而鄙视之，对古典文学中最富有创造性的一些表现方式无动于衷，或弃之如蔽屣。哪怕这条鱼是一条美人鱼，与世间的多情男子“卿卿我我”，它们就可以贴上“恋爱自由”的标签加以称赞了。可惜它是一条鱼公，而且血淋淋地在砧板上挨上一刀。这就使我们有必要对古典作品中极其精彩的表现形式，作出可以同现代人类意识相对话的重新解读了。
“鱼眼”实质上是幻化了的人眼，“鱼眼观人”也就在实质意义上成了人用幻化了的眼光，倒转过来看人生。薛伟化鱼之后，他还有官人的心肠，却失去了官场的架势。他何尝不想作威作福，对渔夫、衙役和同僚颐指气使？但没有那顶作为权力象征的乌纱帽，以及那套为之服务的官僚机构，他也就失落了原有的社会角色的功能，变成了游离于权力网络的、孤立无援的俎上肉、釜中鱼了。这便是翻转一面看人生，使这篇传奇的潜在意义通过幻化变形，升华至一种象征的、或抽象的文化层面，从而成为对古代官僚社会的一篇富有意味的寓言。
这篇传奇被改编成话本，就是《醒世恒言》卷二十六的《薛录事鱼服证仙》。大概由于青城县是“道家第五洞天”的青城山所在地，又由于薛伟化赤鲤，可以令人联想到乘鲤入水的古代仙人琴高吧，这篇话本把薛伟写成因顾盼西王母身边仙女而被贬谪下凡的琴高，他的变鲤受苦，乃是一种参破世情，重证仙缘的行为。文人写传奇的探索性，以及说书人敷演话本的娱乐性、商业性的差异，于此可见一斑。后者把薛伟化鱼作为他解脱尘世因缘的一种步骤，以圆了世俗心理中的神仙梦。当然，说书人是民间智者，他谈论风俗，描摹世态，往往添油加醋，口角生风。他渲染薛伟化鱼后的尴尬处境，及其申斥渔夫、衙役，抗议同僚不念旧谊将他做鱼吃的情景，极尽揣摩发挥、穷形极相之能事，读来煞是好看。有所谓：“鱼身梦幻欣无恙，若是鱼真死亦真。到底有生终有死，欲离生死脱红尘。”它以一种参悟生死的虚无意识，以幻化变形的倒影来映照官场人生，良有几分耐人寻味之处也。
